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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AI的算力是由芯片决定的，种子则是农业的“芯片”。在世界玉米栽培史上，有两个人的名字是绕不开的：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创始人华莱士，他是世界春玉米高产纪录的保持者；中国的李登海，是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的保持者。在中国种业，曾有“南袁北李”之称。其中，“南袁”指的是袁隆平，他被称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；“北李”就是李登海，他被称作“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”。李登海选育并推广的紧凑型杂交玉米种子，将每亩地可供养人数从此前的1人提高到4.5人，在中国的种植面积累计推广达15亿亩，直接增加经济效益1500多亿元。

　　1985年4月15日，李登海自筹资金2万元，创立了全国首家民营玉米产业化种子企业——掖县后邓农业试验站（登海种业前身）。它比原农业部1995年提出“育繁推一体化”种企整整早了10年，迈出了种子产业化的第一步。“后邓农业试验站”看上去十分简陋——三间老屋、几条麻袋、几个箩筐、几把农具，试验田除了外租的土地，连母亲口粮田和责任田也用上了。但李登海坚持“不向国家伸手，不向集体要钱，自负盈亏搞科研，以科研养科研，把科研成果贡献给国家，在农业科研种子推广体制改革方面闯出一条改革的路子来”的工作思路。

　　李登海认为，经过数十年的追赶，中国生物技术、种植资源已经跟上来了，但与美国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，有两项差距颇大。其一，中国种业发展了，种业公司的研发能力却没能跟上。美国科研的主体是企业，种业公司不足百家，但规模大、研发投入高；中国种业公司有8000多家，其中，玉米种子公司为2000家，有研发能力的公司却不足2%。其二，中国缺乏有效的科研管理体制。科研院所占有了大多数科研资源，但人员不去一线、技术经不起实验、科技成果无法变现，为了评职称、发论文，学者之间互不交流，无法形成一流的研发创新团队。